原本被认为“不靠谱”和“脑残”的90后们，开始登上创业的舞台。对他们来说：柳传志那代人是追求美女，为追求美女赚钱。而我们这代人来定义，什么才是美女。

不久前，腾讯邀请了几位90后创业者，分享自己的创业心得。当时一名叫男孩穿着拖鞋就上台了，衣服上印着“我爱人类”四个大字。

“我大概是第一个穿着拖鞋上台演讲的人，”尹桑得意地说，“我还要把这条运动大裤衩，穿到上市敲钟。”这个1992年出生的男孩，是2014年《福布斯》中文版评选的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IDG资本的合伙人李丰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尹桑的情景。当时是在2012年年底，在北京东三环的富力万丽酒店中，李丰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从美国宾利商学院辍学回国的年轻人。尹桑的身材不高，鼻子上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还翘起了一撮。

尹桑说想要改善用户唱KTV的体验，他的“一起唱”软件才上线几周，合作的KTV已有17家，都是他一家一家谈下来的。

有些投资人觉得尹桑年龄太小，犹豫是否要等两年再投资，而李丰却用十多分钟就做了决定，“你需要多少钱?”李丰说，“我们投了，你不用找别人了。”

2013年，尹桑的公司获得了IDG资本2000万元的A轮融资。现在，他带领的团队近100人，而尹桑是团队中年纪最小的，而最“老”的一位部门经理今年是40岁。

出生于1990年的孙宇晨，也和尹桑一样，在去年中断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学业，回国创业，他的创业方向是互联网金融。

孙宇晨回国之后，有次去见一家风险投资机构，对方也没有看他的产品，直接问他：“你工作过吗?”

“没有，”孙宇晨说，“毕业以后直接创业。”听到这样的答案，对方就有些嫌弃了，认为孙宇晨没工作过创业，一定会失败的，不必谈了。

那段时间，孙宇晨在一间居民楼里创业，烧的是当时自己在美国买比特币赚的钱，而白天则打上领带，穿着西装去找风投。

在创业的第一周，孙宇晨都是坐地铁出行，这让他非常崩溃，“因为坐地铁把人的整个气势都打没了。”例如他去国贸见一个风投，从五道口坐过去，路上要花两个钟头，到了之后，孙宇晨整个人都头昏脑涨的，已经没有了谈判的精力，气场也没有了，西装扣子也挤开了。所以他说：“再穷都不能坐地铁了。”

高阳刚刚创立Segmentfault的时候，也窘迫得不得了。那年冬天，他春节没敢回家，和公司的一只猫一起把年过了。“我怕我回家就回不了北京了。”高阳说，他也是瞒着远在农村的父母辍学了。

那段时间，高阳公司附近的餐馆全部歇年打烊了，高阳就买了十几包泡面，“苟活”了下来。后来，Segmentfault拿到了浙报梦工场创投和IDG的天使投资。

郭列也还记得拿到天使投资的那个晚上，他沉浸在如同中彩票般的喜悦中，彻夜无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次次去刷公司的银行账户，一直到看到账户余额从0，变成数字后面有很多个0，他才确信这不是一场梦。

郭列说，他刚创业时，就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团队成员除了自己以外，全部都是兼职。为节约成本，郭列每天可以只花6块钱。以至于3个月的时间，他的体重从120斤下降到100斤。

尽管郭列出生于1988年，但和他一起创业的团队成员，几乎全部都出生在1990年之后，他们开发的一款名叫“脸萌”的App产品，在朋友圈中爆红。截至6月中旬，短短半年的时间内，这款App的下载量超过3000万次。

A轮融资成功后，脸萌搬进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新办公室，这是需要纪念的重要时刻，他们留下了一张张牙舞爪的合影。郭列正在为自己扩充团队，而他的招人标准

中有很特殊的一条：“不逗逼的不要。”

“什么，”可能还会有人问，“逗逼是什么意思。”

不好玩我就不跟你玩了

刘克楠 大象安全套创始人

生于1990年，澳门城市大学学士学位，曾在小米科技工作，深耕于垂直电子商务，远景是创造一个世界品牌和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尹桑 软件“一起唱”创始人

生于1992年，大二时从美国高校辍学创业，目前已经凭借020软件“一起唱”获得了第三轮融资。

对于90后来说，“好玩”似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郭列在创业的时候就发现，“现在的很多90后，包括来我们团队一起工作的人，他不会管你这个公司稳不稳定，会不会倒闭，他只会管这个公司好不好玩，以及老板傻不傻逼。”

长相精瘦的郭列原是腾讯公司的一员，在那里，他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做事，跟哪条产品线去哪个事业群都是上面的领导说了算，他说：“感觉腾讯的员工都像小姐，客户来了，小姐站一排，谁包你谁点你都是客户说了算。”

因为不好玩，所以郭列连年终奖都没等得及领，就跑路了。也正是因此，在郭列的企业文化里，好玩是第一要位的。在脸萌的下载页面这样介绍：“脸萌是一款非常有趣的拼脸软件，即使你不会画画。”

郭列判断员工的其中一个标准也是“你是否逗逼”。“一般逗逼的人，你跟他开玩笑，他听得懂，还会跟你互动。”

比如丢块肥皂，试一试弯直等等问题。如果对方很害羞的话，说明他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玩笑，一般的人就会大笑着说，我不是那样的人，还有人会说，我要捡一堆肥皂还给你。

郭列说他们的团队就是喜欢这样“没节操的玩笑”。“年纪更大的人开玩笑比较倾向于自嘲，但90后就比较喜欢说没有节操的话。”

这也是为什么类似于bilibili这样的弹幕网站会受到90后热捧。投资人李丰还记得在2013年的一次饭局上，几个90后的创业者兴奋地谈论着弹幕，而70后的李丰对此闻所未闻，他回去后立即好好恶补了一下。

但是李丰发现自己对于这种90后的搞笑方式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满屏幕都是字，把图像都挡住了，能看吗?到底是看字还是看视频呢?”

弹幕网站会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90后非常强烈的二次创作欲望，他们经常把一部非常严肃的动画片或者纪录片，吐槽得令人不忍直视。比如说《中国电视史》，90后就会把它读成“中国电是屎”，讽刺一个叫“中国电”的人。

“这种现象很早以前就有，比如火星文，大家都不会好好说话，故意打一些错别字，或者说一些没有节操的话，大家就是想要表现得有趣一些。”郭列说。

李丰还专门组织了几位年轻同事做了一项90后生存状况调查，主要关注90后年轻人喜欢什么产品，创业方向如何选择。他们发现，90后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接触互联网较早，受欧洲哥特文化、日本宅腐文化影响深刻。甚至有孩子说：“既然生活这么艰难，不如活在二次元里。”

脸萌几乎就是一个“二次元里的企业”，在脸萌的办公室里，横梁上挂着《海贼王》的海盗旗，书架上《海贼王》的公仔占据了全部公仔的三分之二，《海贼王》里的动漫元素，也嵌入到了脸萌的贴图里。这是郭列最喜欢的动漫作品。

在一个小岛上，有一个少年，他想要成为海贼王，他带着这个目标就自己一个人出海，遇见很多小伙伴，最后通过一条伟大的航线，找到了宝藏。

“这整个过程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大家不甘平庸，不愿意平平淡淡就这样完了，第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希望能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伙伴。就是跟一群并不只有工作关系的伙伴做不平凡的事情。”郭列看《海贼王》看到流眼泪。

他出来创业，就是为了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郭列觉得有的80年代的人心态也很90后，但也有很多90后的人活得很80，甚至70后。

“不过大部分的90后还是有一定的群体特征，一方面是，精神上受日本动漫和美剧的影响，然后大家就更加open一点，另外，因为成长的家庭环境比较好，所以就没有特别苦的时候，所以就是追求理想的比较多。”

出生在互联网里

高阳 开发者问答社区SegmentFault联合创始人兼CEO

生于1990年5月，大学只待过三个月退学，先后混迹于校内网、社交游戏公司及PE/VC公司。2012年6月跟几个Geek男联合创办了技术问答社区SegmentFault。

1990年出生的高阳，喜欢穿一件黑色T恤，上面写着“NeverStopCodingEvenSegmentFault”，而“SegmentFault”是编程语言，意思是段故障。他为自己贴了三个标签：“丧心病狂的90后”、“退学党”、“偏执狂”。

去年11月，高阳把自己的公司从一个三居室的公寓，搬到了一栋三层的别墅里。走进这家公司，难免会让人感到有点失望，原本以为的，类似谷歌公司新奇有趣的极客聚居地，看起来和普通居民住宅没什么两样，甚至更加简陋。

如果不是推门而入的两块印有“SegmentFault创造属于开发者的时代”和“全球黑客马拉松”的展牌，很难想象这里聚集了一群热衷编程的极客—他们开发并维护着中国第一个中文开发者的问答社区，通俗点说，类似于一个IT版的知乎。

SegmenFault现在就是一个程序员们混迹的网络聚集地，为这些人才搭建一个更专业的平台。SegmentFault开始被程序员们关注是在2012年，高阳和他的三个朋友复制国外“黑客马拉松”的模式，在世界末日前一周举办了一场线下技术交流活动。

那次活动的成功远远超出高阳的预期，原定一百人的会场全部坐满，还有很多程序员专门从郑州、青岛赶来。现在高阳办公室的墙壁上还贴着那次活动的照片。

高阳还在网络上组织了一个“丧心病狂的90后小组”，组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创业，六十多人的项目加起来，可能超过了五亿人民币。

高阳从小在山东滨州的农村长大，所以他很明显地感受到：“城市里的小孩比农村小孩更容易接触到很多资讯，他们会弹吉他，而我连吉他是什么都不知道，感觉弱爆了。”这种落差感一直持续到高阳接触到互联网以后。

于是他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互联网，“通过这样一个机器，你可以看到另一个城市的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带给了我反思。”

高阳在网上很快结实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当他在网上发布一条状态希望去北京找一份工作的时候，正在创业的MagnetjoyCEO郭启睿给他留言，“到我这儿来吧。”

这家社交游戏开发公司的成长速度让高阳第一次意识到创业可能带来的数量级成功，没多久公司的流水收入超过一亿人民币。

高阳将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利，“我大部分工作机会都是通过网络认识然后获得的，包括我的原始人脉积累都不是朋友介绍之类，比如带我进入北京互联网圈子的郭启睿是我的网友。”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有几个关键节点，从早期提供上网服务接入的瀛海威开始，1997年第一个拿到风险投资的搜狐诞生;1998年腾讯和网易诞生;1999年阿里巴巴(滚动资讯)和新浪诞生;同年将线下和线上连接的携程诞生;2000年搜索引擎百度诞生。

而像高阳一样199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正是伴随着中国互联网开始发育的初创时期成长起来的黄金一代。

1990年出生的姚欣宇也是如此，他从五六岁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电脑，高中毕业之后他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租了个房子，养了条狗，自己学习研究编程，19岁时他接过了ShanghaiLinuxUserGroup负责人的棒子，给热爱编程的人组织线下沙龙，管理线上论坛。

22岁时，因为自己在编程界名声颇高，被很多高校请去演讲或者是参加活动。演讲期间，他发现这些全国排名前十的学校，IT专业的很多学生很迷茫，不知道去哪里学编程，而另一方面，企业家找不到真正的IT人才，于是姚欣宇萌发了做IT教育的想法。

在2012年底，姚欣宇创立了Gitcafe。Café代表工程师的文化。程序员喜欢聚在咖啡馆里面，写写代码聊聊天，有很多不错的产品都是在咖啡馆里诞生的。Gitcafe就是想做成一个工程师聚集在一起，分享项目、代码，交流好的idea的地方，最终让这样一个社区形成教育社区，让有经验的人去带新的人。

姚欣宇把它称为“少年宫2.0”，他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全球IT教育ecosystem。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信息的平等性，以及它的传播速度要比以前快很多。这就意味着，90后这代人接触信息的量就比以前的人要庞大很多。如果个人有兴趣的话，甚至是小学时代，去互联网上看一些知识体系比较庞大的网站，可以快速获得很多信息。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体系没有教学生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是得不到结果的，中国的文化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姚欣宇说：“所以国外一些科学家是会做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我们的文化是无法理解的。有一个科学家做一个实验可以做四十年，他研究类似于液体的膏油之类的，看它会不会滴下来，他真的花了四十年去论证这件事会不会发生。”

“上一代智商情商高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所以你硬要我说作为90后区别于七八十年代的一个我认为非常大的区别，是我们这一代出全球性的顶尖的互联网企业的几率比较大。”姚欣宇说。

锐波科技的创始人孙宇晨非常庆幸自己早年迷上了互联网，“在互联网诞生初期，社会舆论对互联网是非常歧视的，任何人把精力放在互联网上都叫不务正业，网瘾少年，然后电击。”

“虽然现在也还有这种非常愚昧的思想，但是都是在三四线的城市。其实玩网游是很提高智商的，并不一定是木讷的那种人，因为我后来发现人际关系交往就是两种形态，有的人就是在实际生活中交往能力很强，有的人是本来就很内向的人，反而网络还给他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的平台。”

孙宇晨在五岁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当时的电脑开机画面就是一个地球。孙宇晨觉得上网就好像海底潜水，突然发现了另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电脑对于90后来说是一出生就有的东西，但对于80后来说，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一项生存技能。孙宇晨在8岁以后基本都不跟电视沾边了，也就在那段时间，他申请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电子邮箱。

他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也不容易被父母看到。后来孙宇晨初中早恋，他女朋友就经常写信到他的邮箱，比起80后流行的情书小纸条来，要保险得多。

为这个世界去中心化

孙宇晨 　　Ripple Labs中国区负责人/锐博汇通创始人兼CEO

生于1990年7月，曾成功创办跨国互联网媒体公司，并具有中美媒体丰富经验。拥有美国常春藤盟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学士学位。

孙宇晨如果当时没有辍学的话，现在应该即将成为了一个律师。2013年4月11日，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法律的孙宇晨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则新闻，两个讹了马克·扎克伯格钱的“上访户”，买了很多比特币，这引起了他对比特币的兴趣。

让孙宇晨着迷的，是比特币最核心的几个特性：去中心化、分布式、匿名性和黑暗互联网(DeepWeb)。

比特币第一次实现了在金融清算中，不用通过中心节点，这个抽象的概念让孙宇晨非常震撼。因为一直以来，所有人在货币清结算领域，都没有办法摆脱中心化的节点。

人与人之间发送货币是商业银行在记账，商业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有人民银行的清算中心为它们记账。人们长期的习惯思维是：任何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有主权国家在后面为它背书;任何货币之所以可以被清算，是因为有可信的机构在那里对它进行清算。

物理学家中本聪(DorianS.Nakamoto)发明比特币的初衷，就是觉得这个世界被金融机构和政府盘剥得太严重了，所以想走一条去中心化和去监管化的道路。而这种理念对于90后的孙宇晨来说，有种独特的吸引力。

他把这视为是一次货币“民主运动”，以前货币归国家统治，就像整个国家都通过国王进行中心化节点的清算，一个生活在伏尔泰时代的人，很难想象国王是可以被选举的，所有人都认为中心化节点的清算是与生俱来的。

金融清算领域不一定需要中心化的节点，这是一个非常颠覆式的概念。并且由于它不用经过中心节点，就可以被隐藏，而这也让人认识到，互联网之外还有一个“黑暗互联网”，它是潜伏在互联网表面的谷歌、腾讯、阿里巴巴(滚动资讯)等等之下的。

于是孙宇晨把上宾夕法尼亚的所有学费都拿来买比特币。当时的孙宇晨原本毕业后应该去当个律师，但他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国创立锐波科技公司。

这家公司是RippleLabs在中国的一个推广公司，RippleLabs设计了一个Ripple协议，它改进了比特币的很多特征，试图让不同货币自由、免费、零延时地汇兑，创造一个价值网络支持的去中心化的支付体系。而孙宇晨在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套协议在中国本土化。

在孙宇晨看来，中心化是和80后的“安全感”相似的一种感受。“我非常讨厌80后、70后在朋友圈里分享说：‘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电脑，只可以爬树，多么美好。’80后的集体回忆经常是《射雕英雄传》、《黑猫警长》、李雷和韩梅梅之类。他们认为集体回忆非常美好，而且还经常嘲笑90后没有集体回忆。”

而孙宇晨想吐槽的是，人们在赞美一个东西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他对集体回忆的归纳，就是“意味着控制、垄断和中心化”。

因为集体回忆的来源，实质上是一种被选择的结果。大家之所以怀念《射雕英雄传》、《黑猫警长》，是因为你只被允许接触它们，其他的根本接触不到，这实际上是内容通过电视这个被选择的过程。

而90后生活在一个竞争、自由和个性化的时代，他们消费的所有内容、渠道都由互联网产生。

“90后不可能产生集体回忆，”因为仅就电视剧而言，网上就有美剧、英剧、日剧、韩剧、港台剧多种选择，“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竞争、自由和个性化已经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流，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看的电视剧，选择自己的价值。”

“我反而认为这是一件更合理、更美好的事。”孙宇晨说。

以前，对80后来说，控制、垄断和中心化是安全感的来源，“比如说要进大国企、央企，要当一个每天什么都不做却拿着很高薪水的寄生虫，这给他带来很强的安全感。但对90后来说，我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取报酬，如果明天不认同这个老板的价值观，随时可以走。依靠自己的能力建立的一套价值观，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

“一起唱”的创始人尹桑也曾公开表示：“80后是在20到30岁的时候，心态产生变化，他们开始看《老男孩》、《致青春》、《那些年》，一把鼻涕一把泪，好心酸。”

尹桑觉得，那是因为80后在校园时代还是很单纯的，学生之间还是有友谊的。然而毕业后，有人靠关系进投行了，有人当公务员了、出国了、赚钱了，有些当时成绩很好的人，反而觉得比不上别人了。“所以他们30岁的时候就可能开始看这种青春电视剧，说我们当年怎么怎么着。”

但作为90后，尹桑觉得这种什么“致青春”太土了，“青春有什么怀念的，哥当年已经混得很开了，没什么单纯的东西。”尹桑觉得90后在中学时代就已经非常两极分化了，有钱没钱的，或有权没权的。

在南京外国语学校读中学的时候，当时尹桑的班里就有一个正部级官员的子女，还有一个千亿市值公司的公子，那个公子上学的时候，门口站四个保镖。“当时大家都知道谁是教师的儿子、老板的儿子、掏粪工人的儿子……各种各样他们都知道的。他们已经非常两极分化，早把这些看得非常清楚。”

90后从小就没有单纯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lifestyle，还有自己保护自己脆弱感的方式。

“一个人是不是90后，是由他的心态决定的。”在孙宇晨的朋友中，也有很多人还是要进大国企和考公务员，“我觉得他们已经被开除出90后的‘国籍’了。”

因为锐波科技，孙宇晨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他时常把自己比作是张朝阳，觉得他是互联网布道者，当时中国社会对互联网的概念基本不清晰。而孙宇晨自己也是个布道者，他要去跟大家讲“价值网络”是个什么东西。

孙宇晨也曾建议他母亲把钱存到余额宝，这样利息更高。而他的母亲却对他说：“你看马云贼眉鼠眼的样子，他肯定把我的钱卷着就跑了。”

“我的妈妈连支付宝都不相信，更不用说我从事的锐波和比特币了。”

下半身和上半身的文化思考

2013年，刘克楠创立了大象安全套，成为了一个专职贩卖安全套的IT男青年。刘克楠经常说：“我卖的不是安全套，而是安全，就这一点来说，我和周鸿祎做的是同一件事。”

大象安全套的盒子设计感十足，没有任何产品说明，只有一句“2014，再不用就该胖了”的话，让人不明觉厉。里面除了7片安全套以外，还有湿巾和两颗骰子附赠。“湿巾可以第一时间清理，而骰子是增加情趣。”刘克楠说。

大象安全套的其他特色还包括可以单手打开，储精囊朝上，用户第一时间就知道正反。若是同志用户，还会多增加30%的润滑油。

“杜蕾斯目前占据着50%-60%的市场份额，品牌知名度很高。”刘克楠说：“但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渠道和营销上，而忽视了产品和服务。”

与传统的安全套品牌相比，大象除去了经销商环节，在宣传推广上全面利用免费的社交平台。1990年出生的刘克楠，做出了一款“最懂年轻人的安全套品牌”，大象logo甩出的象鼻，让人感到重口味下的小清新，而一盒7个安全套的设计也很独特。这个设计一方面来源于“一夜7次郎”的床上传说，另外一周是7天，大象希望与用户“7片不欺骗，大象天天见”。

与马佳佳的泡否相似，大象的文案具备时下年轻人才有的幽默感，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不明觉厉，套不能停”、“手握大象，兴奋作浪”、“更加安全，更多新鲜，更具娱乐精神，从此套套不再影响两个人的激情”。

大象无疑是已经改变了传统情趣用品的销售方式甚至文化内涵，所有人开始发现：安全套正在从一个私密的物品变为时尚文化的一部分，而质量的把控、包装的炫丽、产品体验某种程度上正在重塑消费者看待情趣用品的眼光，甚至性。这一点上，与马佳佳也是很相似的。

红杉资本董事长王岑接触过很多90后。他发现：“他们很会找一些市场上的‘痛点’，很会在互联网上抓眼球和自我营销，这体现了这一代人崇尚自我的意识。”在他看来，90后一般的打法是先做营销，倒过来再做产业链的整合和摸索。

“80后创业更侧重解决一个效率的问题，比如说电商解决了零售的问题。我们90后偏向于做更多关于文化的东西，就是怎么引领一个新的文化的潮流。”刘克楠觉得这是他们这代人和上代人最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和柳传志那代人最大的不同是，柳传志那代人是追求美，我们是定义美。柳传志那代人物质很匮乏，很想娶美女，为追求美女赚钱。”孙宇晨认为：“到我们这代人变成由我们来定义什么是美女，什么是美。比如说马佳佳就是百变女王，她不会遵循一个男性社会对女性美感的定义，她把你都颠覆掉了，拿新的内容给你。”

如果说刘克楠和马佳佳是创造了下半身的时尚文化，那么90后的张天一则是从一碗简单的牛肉粉里挖掘出形而上内涵。

张天一 伏牛堂米粉连锁店创始人

生于1990年。北京大学金融法中心硕士，“把90梦分享给9090个90后”计划发起人。著有《90’s》。

张天一是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他的店里，墙上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画像。“这些图像上面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精神，我最崇拜毛泽东的霸气。”张天一说，他开的第一家米粉店，对他来说就是个井冈山，就是根据地。

他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那些衣冠楚楚的白领，一到点就纷纷走进店里来，要碗米粉，被辣得满头大汗，然后火辣辣地出去。有种被湖南的精气神熏陶过的感觉。

张天一对于创业也有种浪漫主义气息，他不太明白为什么老一辈企业家，柳传志啊这些人，很大年纪了还在工作，“我不太懂为什么会这样，我感觉他们就是带着使命感在做事情，这样的东西在我身上我可能暂时感觉不到。”

张天一说自己找到了信仰之后，就会出家。他和“一起唱”的创始人尹桑聊天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是非理性的，“因为我信佛啊，而他(尹桑)是纯理性的。”

新时代的理想主义

尹桑一直认为：年轻是创业的一个关键词。“如果你在阿里、腾讯、华为做了10年，50岁出来做生意，别人会说这是下海不是创业。”

“又如果我今天说‘我是一个82年的，公司100个人，几个亿的估值’。那人家就会说，‘你不行，人家欧帅(陈欧)都上市美国、40亿美元了’。”

1992年出生的他，平时习惯踩着拖鞋，坐在上海宽敞的办公室里，他现在管理着一间超过100人的互联网公司，“没有合伙人，所有的决策都来自我。”

尹桑在大二的时候决定从美国的宾利商学院辍学回国做一款专注于KTV的垂直类O2O移动应用，还成功忽悠了两个十多年的铁哥们和他女朋友入伙。四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南京并在三个月内迅速占领当地市场。

“唱歌的体验是点歌系统音响电视，歌曲从电脑里面来通过电脑处理渲染音效播放，你整个体验和IT相关，吃饭是因为牛排和厨师好，并不是IT的，KTV是对IT最依赖的，因此你只要改变一点点就会产生天翻地覆的依赖。”

这些改变包括交易信息的透明化，全市的KTV比价，团购预定，手机点歌，智能推荐，多种排行曲目榜单等等，并且还集成了社交、互动游戏等功能。

尹桑描绘着“一起唱”的未来，而早先和他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已经全部被他“和平开除”。

“公司高管的成长速度应当高于公司的成长速度。我干了一年每个月都在进步，如果每个月你看一个月前的自己不是傻逼的话，我这个月白活了，”尹桑说，“但他们还是学生样。”

这和郭列的公司哲学形成了有趣的对比—郭列希望能够找到一起战斗和玩闹的伙伴，最终像《海贼王》里的路飞一样找到宝藏和伙伴们一起分享胜利。

而尹桑只对自己以及健全而规范的制度有把握。他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做事方式，比如扁平化管理，他将公司分为直接层(部门经理)和间接层(员工)，而CEO可以随时掌控每一个层级的人，“现在是我最累的阶段，要同时和16个部门经理沟通。”

还有一点与郭列的不同，是尹桑的团队只有两三个实习生是90后，其他都是75、80后。尹桑对于比自己年长的人，没有丝毫的畏怯，他甚至提道：“父母不该给子女做任何建议，说都不能说。”

在他看来，最亲近的人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不是自己无法选择的亲缘关系，所以在他心里一直认为“爱情大于友情大于亲情”。

尹桑觉得：“60后、70后的这代企业家，他们做淘宝、做京东、做携程、做搜房，是因为那代人对物质的极度匮乏有深入骨髓的理解。他们知道物质不流通、信息不流通的害处，所以他们把信息公开化，双方公平化，才有了交易公司。他们知道人与人联系多么困难，才有了QQ、微信。所以他们的商业模式，跟当年的年代是很有体悟的。但这些，90后并没有体悟。”

尹桑深入骨髓的体悟，可能就是没有隐私，“父母天天管我，让我上补习班，让我和别人家孩子比。所以他们对隐私、对个性化、对更加互动的社交、更加有趣的游戏更感兴趣。马云也好，马化腾也好，他们是无法理解的。”

“比如马化腾说他现在都不理解为什么阅后即焚(Snapchat)这么火，但在美国，所有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阅后即焚。所以说新的时代一定会有价值，这是深入骨髓的生活感悟，而不是一个流于表面的商业模式。”

尹桑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论断，他说他的第一个人生选择就是这辈子一定不会买房。“如果你要考虑买房买车，你就不会创业，你会说，我要不先去腾讯做五六年，有一个技术积累、经验积累、人脉积累?这都是扯淡，不可能的。”

他的第二个人生选择是这辈子都不会拿一分钱工资。“我认识的90后创业者，都是拿很低工资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创始人拿工资的话，说明他对自己的公司股份不信任。这个概念60后、70后、80后是不理解的，他们会说工作怎么能不拿工资呢，会说我是在作秀。”

尹桑一直认为的理想主义也是别人无法理解的东西，比如当年马化腾说，我想跟一个女孩聊天，但我没有她电话，那我们只能聊QQ，所以我做了QQ。“这也是一种让信息更加自由化、人与人的交流更加自由化、带有一点技术宅的理想主义。”

尹桑认为孙宇晨的理想主义就更大了。他不仅要改变一个行业、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他要改变全世界，改变全人类。让全人类的货币流通、价值流通，实时免费，再也没有阻碍。

而孙宇晨本人觉得，作为新一代的创业者， 无论是对行业规则或是制度，都必须是持有一个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你就是靠改变这个东西才发家的。”孙宇晨记得以前余秋雨说“互联网时代要摒弃互联网，要用笔写字，还要用毛笔写字”，“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文盲。”

韩寒也老了

郭列 脸萌CEO

生于1989年，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加入腾讯，2013年离开腾讯创业，并于2013年底创办脸萌。

外界有时很难真正理解90后的这种创业热情的源泉所在。在之前的一次腾讯的内部交流中，一名员工问几位90后创业者，“你们认为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马化腾吗?”

坐在圆桌对面的郭列说：“从哪种角度?我们不是为了超过马化腾的财产。”

郭列和高阳、尹桑、孙宇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讨厌传统，什么东西一扯上传统，就觉得是骗人的。

他们有次和一个编辑聊天，那位编辑就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就是传承传统文化。”当时这几位90后的创业者就无语了，“是想把我搞成僵尸还是怎样?”孙宇晨说。当时尹桑和郭列都在，他们采取了90后的经典动作，默默地玩手机。

郭列、高阳和尹桑在创业上的成功，一直让孙宇晨有些惊讶，他觉得这证明了中国这一两年进步非常大，“这不是说政府层面的进步，而是说社会舆论，家庭的进步都非常大，包括互联网为创业者提供的非常宽松的土壤。”

尹桑的案例可能还不是那么有说服力，因为尹桑家庭经济条件还不错。但高阳就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他的人生，我个人认为，就是互联网为他提供了一个崛起的空间，跟我自己也特别像。惠州在广东也是属于二线城市，离北京已经够远了，整个城市还是非常封闭，也能够通过互联网提供一个接触外界的渠道。”

孙宇晨在创业之前，曾经有个作家梦，他连续参加了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都名落孙山，但第四次的时候，他终于拿到了一等奖。“当时小孩子不懂事，拿到奖以为自己马上就能变韩寒了。”

不过孙宇晨现在觉得韩寒也老了，他评价说：“个人认为，像韩寒、王朔这类‘流氓’，就不能结婚生小孩，生小孩也不能生女儿。我讲的这种流氓的定位，就是比较痞，对性这种事也玩世不恭，他们对女人的态度，不是像有钱人把女人当做玩物那样。由此延生出文学和文艺上的一套东西。但是，他们一旦生了女儿以后，就觉得要端起来了。”

孙宇晨以前觉得郭敬明有点雷，但是这几年也越来越佩服郭敬明。“我感觉郭敬明的商业模式很符合90后的感觉，80后的创业都是力求满足所有人，但90后就是做个性化的东西，我还不是很明显，但郭列就很明显了，90后只取悦喜欢自己的人，所以很容易细分市场。”孙宇晨说：“郭敬明还有一点跟我很像，就是他也很想要赢的感觉。”

孙宇晨就是希望给自己打造一个“想赢”的团队，“一定要很怕输，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玩命干。”他拿大闹天宫举例子，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把天兵天将都打得屁滚尿流，但是在护送唐僧去取经的路上，却经常打不赢路上的妖怪，还要靠观音菩萨帮忙，这个很正常，天兵天将都是公务员，允许高枕无忧，但路上的妖怪是自己创业，必须自力更生。“所以我要求我的员工都要有妖怪气质。”

这与郭列不同，郭列希望打造一个小伙伴的团队，也和张天一不一样，张天一招人的时候，会看星座，他说他偏爱“处女座、摩羯座、巨蟹座和天秤座”。

90后研究者、新鲜传媒CEO纪中展认为：“虽然只一代之隔，80后从出生到成年，都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的社会大变革与大发展时期，物质生活相对上一代人来说富足，但也不可避免面对严峻的生活压力。80后的父母大多为50年代出生人群，这部分父母集体主义强，习惯于艰苦奋斗。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80后，在创业时害怕‘输不起’。”

投资人李丰也告诉记者：“时代不一样了，70后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谓责任感、忍辱负重是最多的，80后就好很多，变得更自我一些，90后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

孙宇晨说他最佩服的人是ElonMusk，这位美国企业家在互联网、清洁能源、太空的三个理想，已经全部实现。“我个人感觉即便我的公司失败了，可能是时机不对，不是因为事情本身不对，所以我会重整旗鼓，利用我现在建立的名气，资源再建一个公司，因为我很看好这个领域。”

资本躁动

现在位于北京中关村核心地带的五道口聚集了几乎所有中国第一梯队的科技公司：百度、新浪、搜狐、网易，以及不断输送高质量工程师的清华科技园。

知乎的创办者周源曾经这样描述这里躁动的创业氛围：“一些远在硅谷的早年科技传奇，比如亚马孙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餐巾上写下商业计划书获得20万美元投资的故事，在这里不算稀奇。很多几个人的小团队，也能快速拿到一两百万人民币的天使投资。你可以随处听到人们谈论着下一个科技浪潮，而在这里找到能安静吃饭顿饭的地方，反而是难事。”

如果正巧碰到某个科技大会活动，你或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形—中国最优秀的程序员、产品经理和蠢蠢欲动的创业者们，他们正在乘坐一艘驶向美好未来的轮船，而船身下是剧烈翻滚的互联网浪潮。年轻的创业者是这个时代的隐喻，他们塑造着时代的精神，定义着时代的未来。

投资环境在变好是创业者们的普遍感知，资金不再是稀缺物品，“现在的资金在整个社会层面显然变多了，投资的人包括了曾经创业成功者，行业成功的高管，上市企业的高管，因为各种各样的渠道，有钱人多了，所以进行早期投资的钱和人都变多了。”IDG副总裁李丰告诉记者，IDG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已经投资了数十家90后创业公司。

启明投资也向记者表示：“现在是创业最好的时候，因为市场上面的资金非常得多，尤其是美金基金，去年主流的基金可能多了十几个亿美金投向VP市场，一般的投资金额都是在200万-800万之间，也就是500万作为中位数，如果是15个亿美金的资金，可以投3000个项目。”

纪中展曾经访谈了超过700位90后，了解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他发现结论很有意思：受访的90后更在意的是“我”，而不关心“我们”。“在全球化和互联网下生长起来的90后这群年轻人，他们不是统一型号的产品，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体感。他们对个体的权利有着天然的领地感，不容任何一丝一毫的侵犯。”

“90后的世界是小的，”纪中展说，“他们不在意外面的大事，却很关心身边的小事;他们没有先辈那样的大词崇拜，更在意自己未来的生活发展。”

投资人李丰告诉记者：“我非常喜欢90后，第一他们就比较直截了当，同时他们在考虑一个目标或一个事情的时候，是更纯粹的兴趣和理想化，更少的顾虑，不那么世故，同时他们非常有活力，可以在自己喜欢的东西里进得很深，我讲不计时间、不计代价。他们正好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迭代，他们能驱动很多的商业模式。第二，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明显改变了，就是更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付费，有一定的消费欲望和消费动机。”

记者_李纯 雷顺莉 实习记者_马怡敏 石畔兰 林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