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宋德孝，上海政法学院。

内容提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一直是西方理论界争执不休的重要问题。一些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历史哲学一起，与传统历史主义等同起来，并冠之以“人道主义”、“历史决定论”、“道德历史主义”等称谓。一些理论家则反对称之为历史主义，并倾向于否认两者之间的理论关联。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之间并非一种继承或反对的简单线性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根本性创新，即前者为历史哲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

标题注释：本文系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研究”(13YG10)的阶段性成果。

历史主义是近代历史学与哲学研究中颇为盛行的学术流派，它早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与后者有着密切的理论关联。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学术界历来充满争议。例如，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波普尔、施特劳斯、鲍德里亚、詹姆逊等理论家都曾介入这一问题。他们观点各异，也各具特色。总的来说，理论家们多侧重于从两者理论的关联性来看待它们的关系。相比而言，笔者更倾向于从方法论层面看待这一问题。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笔者视之为基于生产方式理论，强调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中考察历史研究对象的一种原则和方法。

一 从历史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主义在英文中为historicism，它于19世纪末期从德语historismus一词引译而来。历史主义的原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例如，古希腊思想家赫西奥德曾明确探讨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和未来倾向。近代以来，历史主义在西方哲学与历史学界广受关注。国内外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产生于欧洲大陆启蒙运动中后期的德国。众所周知，在1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场思想巨浪。法国启蒙哲学的基本特点在于倡导理性，反映在历史方面，启蒙思想家把历史归于形而上学的、上帝般的普遍理性之下。他们认为，人类天赋理性，所以只要遵从理性主义，历史就可以不断获得进步。但由此一来，历史被明确驱逐出知识和科学领域，历史不断被简化，失去了丰富性和价值厚度。相比历史，启蒙哲学聚焦于自然世界和自然科学。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批判启蒙哲学的早期代表笛卡尔那样，他认为笛卡尔注重自然科学而轻视历史，因此维科要将“新科学”聚焦于民事世界，而非笛卡尔所谓的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马克思承认，他的历史理论受到维科的影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维科将历史视作包括人类社会活动及其创造的语言、习俗、法律等在内的一个过程。这也意味着，他将历史视作人类社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相关规范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样一来，这种历史观就跳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普遍价值思维，而认可每一种文明及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都有独特价值，这正是历史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一。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高度评价了维科的历史理论。

学术界普遍认为，德国启蒙思想虽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后者过于强调理性及轻视历史，在此背景下，德国的历史主义应运而生。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指出的那样：“18世纪政治哲学所特别面临的困境导致了历史学派的出现。18世纪的政治哲学就是一种自然权利论。它是由对于自然权利的一种特殊的解释、一种具体来说是现代的解释构成的。历史主义乃是现代自然权利遭逢危机的最终结果。”②如果说启蒙体现了一种理性主义与普遍价值，那么，历史主义则推崇历史研究中的个性与特殊性，它强调对历史进行多维度的具体研究。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与维科一样，德国启蒙思想重点批判了法国启蒙思想抽象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如维科理论的继承者、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他延伸了维科的历史理论，试图在多变的历史事件中寻找不变的历史规律，并认为时间、空间和民族特性一起决定了历史的面貌。事实上，在法国启蒙思想的内部，原本也孕育着对抽象理性主义历史观的不满，例如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理论似乎与之后的历史主义一样，在强调历史的普遍价值之余，试图对历史进行多维度的、具体的研究。另如被称为近代德国“历史学之父”的利奥波德·冯·兰克，他反对将任何精神理念移入到历史研究中，而强调充分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也被称为历史主义的先驱和代表性人物。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德国历史主义的产生仅仅是出于对法国启蒙主义的理论矫正和对抗。一些学者如伊格尔顿甚至认为，尽管历史主义是一种反启蒙式的理论尝试，但它并非就真的那样客观公正，而同样充满保守的一面，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伊格尔顿因此提出，历史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反对启蒙的普遍价值的民族主义尝试，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走向纳粹主义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对法国启蒙主义的理论对抗之外，历史主义与早期的艺术批判及浪漫主义息息相关，莱布尼茨与歌德的思想为其设定了基本的理论旨趣。他们认为，历史主义并非仅限于历史与哲学领域，它席卷了包括文学、法律等各个思想领域，在当时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并沿袭至今。例如，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中叶，历史主义成为一种研究思维和方法，成为大批科学哲学理论家的最爱。由于与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相对，历史主义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强调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中不断运动变化的复杂的状态、特征和规律性，它被科学哲学理论家视为对科学目的和科学家行为进行历史意义界定的科学研究范式，进而被视为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场思维革命，图尔明、库恩、费耶阿本德、汉森等人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也有一些人将历史主义与“历史目的论”和还原主义混同起来。例如，波普尔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道德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也有人批评弗兰西斯·福山相信现代社会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制是一种还原主义的“历史目的论”。

谈到历史主义与历史研究，不得不提及黑格尔。毋庸置疑，黑格尔是德国思想家中最重视历史研究的人物之一。相比康德，黑格尔对历史的探讨要丰富很多。黑格尔曾专门为学生讲授历史方面的课程，学生的笔记还被后世编成《历史哲学讲义》。在黑格尔把作为世界本质的绝对精神看作概念及其现实化的过程，世界历史由此体现为理性所推动的过程。这样一来，他将思维的逻辑演进引入对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在思维逻辑推演中映照现实和历史，并在方法论上倡导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历史研究范式。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究竟是不是一种历史主义，是有争议的。很多学者认为，黑格尔哲学才是启蒙哲学的代表性思想，而由于历史主义产生于对启蒙主义的反思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能算是一种历史主义。这正如克罗齐所说的，近代最伟大的启蒙倡导者其实就是维科和黑格尔。但也有很多学者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视为一种历史主义。例如波普尔，他认为历史主义的最大代表就是柏拉图与黑格尔，他们都试图对历史进行“规律性的预演”，作为黑格尔学生的马克思同样如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甚至被波普尔称之为“全部当代历史主义的源泉”③。

作为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也不得不为其老师哲学体系中深沉的历史感所震撼，并认为这是黑格尔较之其他思想家最大的优点之一。而马克思本人，毫无疑问更是注重历史研究的思想家代表，他明显受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德国历史哲学的影响，甚至将自己的研究主题界定为历史科学。众所周知，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中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扬弃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从德国历史主义和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似乎仅仅是德国历史主义发展到黑格尔哲学之后的另一个历史阶段。而如果从辩证法的视角看历史唯物主义，似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又仅仅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继续发展或一种新的形态。事实上，很多西方哲学家持此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早期德国历史主义，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再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想的简单延续，更是一种理论上的不断提升和超越。

黑格尔历史哲学将作为世界本质的绝对精神看作概念及其现实化的过程，主张从思维的历史推演中理解思维、进而理解历史的历史研究方法，而马克思吸收了其关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法，或者说延续了其关于历史与思维的辩证运动关系的历史主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马克思认为，不应当将历史视为精神与理念现实化的过程，而应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来看待它。黑格尔的抽象理性主义历史观，“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④。简言之，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扬弃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为历史研究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以及强调实践的方法论基础。其历史研究旨在关注人在历史中的现实在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⑤。

相对于早期的历史主义，尽管马克思不否认维科将“新科学”聚焦于民事世界的合理性，但马克思更主张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视角看待历史，而且超越了其将历史研究局限于古代社会的历史视域。这表明，马克思既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传统德国历史哲学，批判法国启蒙哲学重理性而轻历史，但也并不全盘否认后者对自然世界的关注，而综合并扬弃了两者，将历史视作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漫长且连续的过程。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撇开了历史本身，或者如黑格尔一样还是对历史进行了唯心主义的理解，因为他最终脱离了人及其实践，成为了“不涉及现实”的“超历史”。“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⑥综上可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既摆脱了黑格尔的历史形而上学，同时又摆脱了早期历史主义学派的历史虚无主义、普遍主义倾向，探索出一条强调历史的实践性、规律性的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二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主义吗?

关于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充满争议。不同之处在于，国内对于两者关系的探讨，更多地是为了突出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于历史主义的对立面及其超越之处。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采用了历史主义的方法，但超越了后者。例如，有学者认为，不能因为历史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有过影响，就将后者归结为前者的一种，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在吸收和借鉴了历史主义合理性思想的同时，也超越了其局限性。⑦再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批判地继承了自维科、赫德尔至黑格尔以来形成的历史主义方法论传统，代之以从实践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的全新的历史主义原则，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坚持贯彻了这一方法论原则。⑧又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历史主义，该原则和方法是其历史哲学的直接规定性。只不过，相比传统的德国历史主义，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它超越了先辈们的历史主义。⑨

相比而言，国外相关研究的历史更长，其观点各不相同，许多著名的理论家也纷纷明确表达过自己的主张。有的理论家直接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哲学界定为一种历史主义，甚至一种完全类似于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传统历史主义学派的历史主义，例如波普尔、施特劳斯、鲍德里亚。有的理论家反对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称为一种历史主义，例如阿尔都塞。也有理论家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主义，但它超越了传统的历史主义，例如葛兰西。还有理论家认为，历史主义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充满理论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是人们看待历史的基本方法和视域，例如詹姆逊。

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等人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采用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同时超越了传统的历史主义。总体而言，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在卢卡奇看来，历史研究方法是哲学的根本方法。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哲学研究甚至政治历史实践中的指导性意义，强调历史研究中总体性的重要性。相比卢卡奇隐晦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历史主义，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直言，“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⑩事实上，葛兰西是在人道主义思维中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在葛兰西那里，实践哲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作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并将之与历史主义放置在一起，显然，这表明他将历史研究的主题聚焦于“人”。一方面，这是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精髓的人道主义归纳；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对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非人道化”的一种理论反思。

作为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阿尔都塞，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联性问题上，与卢卡奇、葛兰西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直言历史唯物主义是“反历史主义的”。在阿尔都塞看来，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一种历史主义，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误解。无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解为历史主义，还是理解为人道主义，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性。这是因为，当人道主义者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历史的主体时，历史就成为“人的本质的转化形式”，整个社会关系也就成为历史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所谓历史仅仅成为“历史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场所”(11)。可以看出，在阿尔都塞那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围绕人、历史、历史的主体问题，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塑造成一种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最大误解。与此相反，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应当是“非历史主义”或“反历史主义”的。

波普尔是公开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主义并对其进行批判的代表。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著作中明确提出，所有宣称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都是对开放社会的威胁，可以将这些学说概括为历史决定论。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第22章，波普尔将历史决定论视作一种“道德历史主义”，批评历史决定论者试图在历史发展中建立道德。“道德历史主义”包含“道德实证主义”、“道德保守主义”、“道德未来主义”，事实上这三者都没有任何道德标准而言。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更是直言，基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所有关于历史命运的学说都只能是未被证明的乌托邦、都是不可靠的。由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波普尔的批判对象之一。波普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一种“反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彰显出强烈的本质主义与整体主义色彩，是典型的历史决定论，也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历史主义”。在历史决定论思维下，社会的发展“只是沿着一条不变的预定的道路并要经过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预先决定的各个阶段罢了”(12)。

相比波普尔，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更具爆炸性。与尼采相似，在施特劳斯那里，整个当代西方学术都陷入了“现代性的危机”。他认为，不管各种主义还是流派，都坚信现在胜于古代、未来胜于现在，他们莫名其妙地创造了“历史观念”这一范畴，并用“进步还是反动”取代了“好与坏”的应然逻辑，来看待所谓的历史和当下的关系。由此，包括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所有试图探讨所谓历史的规律以及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的理论，都误入歧途。从某种程度上讲，施特劳斯是一个返古主义者，他坚信必须从古典视角来全面批判现代西方学术及其所谓的现代性问题。

除了波普尔与施特劳斯，鲍德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历史主义思维的批判，同样具有代表性。事实上，鲍德里亚的相关理论，与波普尔的“道德历史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在鲍德里亚那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本身就是历史主义思维的产物。他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不过继承了后者的历史辩证法，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形成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罢了。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一种“历史断裂论”，即它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土壤，以资本主义历史为主要研究载体，剖析了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下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规律，然后在此基础上，往前“倒推历史”，对整个人类历史进行“理论追溯”。这仍然是一种黑格尔式思维。基于此，鲍德里亚总结说，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外乎一种“历史的欧几里德几何学”(13)罢了。非但如此，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相关范畴诸如劳动、生产力等都基于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即视历史为人类对自然界进行征服的过程。似乎正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一种带有“反自然主义”倾向的“道德历史主义”而已。

与波普尔、鲍德里亚等人不同，尽管同样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主义，但詹姆逊从积极的一面探讨了这一问题。詹姆逊更愿意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作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认为它为人们提供了阐释历史的绝对视域。相比传统的阐释历史的四种模式——“文物研究”、“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尼采式反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生产模式”这一最具优越性的“主导符码”，该“主导符码”解决了历史研究中“主体逻辑”与“客体逻辑”的悖论式难题，使其成为超越其他阐释模式的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生产模式”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各种学科的方法论，“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14)詹姆逊现身说法，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历史主义式解读。他借用曼德尔的观点，将资本主义划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模式”理论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詹姆逊指出了与这三个历史阶段相对应的三种文化形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这里，詹姆逊通过历史主义视域将后现代主义纳入历史叙事，将资本主义看作三个连续且断裂的历史阶段的总和。“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叙事及其同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全部问题之所在。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人们都无法逃避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我所提供的框架是一个历史的框架，我认为它最能让人去获取一个连贯的叙事，即使这个叙事说明的只是不连贯性。”(15)需要指出的是，詹姆逊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但并不是历史决定论，而斯大林错误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决定论，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甚至不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它包含了很多问题域，涉及很多研究方式和内容，因此，将其笼统地概括为历史哲学并不妥当。

三 超越历史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理论界思想各异，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但总的来说，理论家们的观点大致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从理论特质或所涉及研究范围的相似性来讲，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历史主义?其二，如果认可两者有理论上的继承关系，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一种全新的历史主义形态?如何为这种全新的历史主义形态命名?事实上，当人们将所有的注意力聚焦于这两个方面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非此即彼”式的逻辑判断中。笔者认为，两者之间不应该是一种理论特质上的继承或敌对的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辩证超越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全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和工具。

其一，波普尔、鲍德里亚等人简单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尽管鲍德里亚并没有像波普尔那样直接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历史决定论”，但却同样赤裸裸地将其称之为所谓的“道德历史主义”。如同波普尔，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历史哲学并无两样，它立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哲学，是反自然主义的。他指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诸如劳动、生产等基本范畴，只不过是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概念转译为物质生产的逻辑和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亦即所谓的生产之镜)而已。例如，马克思将人与自然先验地分为“好的”、“坏的”两个方面，这是典型的黑格尔式理性思维，它植根于犹太—基督教的道德哲学，即将灵魂与自然相割裂，似乎人就应该剥削自然。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实证道德主义”。事实上，鲍德里亚并非简单复制了波普尔的观点，他对后者的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改造”甚至“颠倒”。例如，鲍德里亚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将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结论强行应用于之前的社会，即所谓的用“人体解剖”来代替“猴体解剖”，并因此将历史唯物主义戏称为“历史的欧几里德几何学”。这显然是对波普尔关于“道德历史主义”之“道德实证主义”的再加工，即批评马克思片面强调当下是合理的且具有阐释历史的优先性。事实上，鲍德里亚并没有明白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如前所述，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将历史理解为抽象思辨逻辑的现实化，相反，他把历史理解为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他在思维路线上实现了对黑格尔历史观的“颠倒”。另一方面，马克思虽然将理论研究的重点聚焦于资本主义，但他基于历史主义视域的历史观，并非仅限于通过探讨资本主义来反衬历史，相反，他甚至尝试将整个历史发展的前进性规律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例如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作品中反思过历史如何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鲍德里亚一方面批评马克思将人体解剖理论应用于猴体解剖，另一方面，他却反过来试图将猴体解剖理论应用于人体解剖，例如，试图用原始社会中的所谓“象征性交换”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借此实现对资本逻辑的“革命”。这事实上也是一种历史主义，只不过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颠倒过来的历史主义，或者正如波普尔所批评的所谓“道德保守主义”罢了。

其二，葛兰西笼统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阿尔都塞武断地否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联性，也都是值得推敲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两人的观点形成了理论对峙，相互指出了对方的不足。在阿尔都塞看来，卢卡奇与葛兰西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黑格尔总体性的历史哲学视角看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葛兰西更直接地将其称之为绝对的历史主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上的倒退。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而卢卡奇、葛兰西又反过来用黑格尔式思维解读超越了黑格尔的马克思，其实，他们最终还是为了将历史唯物主义引向所谓的人道主义。在葛兰西那里，人道主义与历史主义是同一个命题。阿尔都塞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人道主义，认为这样的理解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他看来，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确实具有一定人道主义倾向，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与前期思想相“断裂”。因此，葛兰西等在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历史的主体、进而等同于历史的本质的时候，历史主义也就成了人道主义的借口和幌子。也正基于这些，人们往往将阿尔都塞称之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其实反过来，如果我们用葛兰西的观点反思阿尔都塞的话，会发现后者只是片面地反对所谓的人道主义，而忽略了马克思历史哲学关于人的重要性的问题。如若葛兰西的观点全部错了，那么，历史的主体究竟是谁?人是否应该是历史的主体呢?恐怕阿尔都塞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关于人的学说，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的解放是其关注的首要哲学命题。离开了人及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还何谈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性呢?

笔者认为，相比而言，詹姆逊的观点更值得参考。从表面上看，詹姆逊与葛兰西一样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作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但前者不似后者是为了侧重于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作一种人道主义，而是因为它提供了阐释历史的绝对视域或一种方法论。詹姆逊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生产模式”这一阐释历史最具优越性的“主导符码”，并由此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历史阐释模式，使其更具语义优先权。相比其他阐释模式都有隐蔽的封闭线，即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同时，阐释系统又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本身仅仅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打破这种隐蔽的封闭线，因为它提供的“生产模式”既可以作为阐释历史的方法论工具，而它本身又是历史的一部分，这就可以实现历史的主体逻辑与客体逻辑的辩证统一。正如詹姆逊所说：“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16)可以看出，詹姆逊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种历史主义，主要是侧重于将其看作一种阐释历史的方法论。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己所创学说的理论规定性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詹姆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解读并非毫无争议。事实上，他与阿尔都塞一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带有强烈的“历史多元决定论”色彩。在他那里，“生产模式”并非单纯指代经济生产模式，“它们同时也表示出文化和语言(或符号)生产的具体和独特的模式(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在一起)”(17)。他认为，恰恰因为生产模式不仅仅指经济生产，同时包含了文化及其他方面，各种生产模式之间才具有了连续性。也正因为各种生产模式之间的连续性，历史唯物主义才解决了历史主义困境中的“客体逻辑”问题，成为看待历史的“语义地平线”。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詹姆逊是一名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拥护者。与后者一样，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解读，显然带有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因此，尽管詹姆逊声称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本原主义或目的论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存在历史主义，而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但事实上，正如波普尔与鲍德里亚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武断地概括为“道德历史主义”，詹姆逊事实上将其等同为一种“结构历史主义”。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8)。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尝试从方法论层面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但最终还是将理论探讨引向了本体论。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探讨马克思历史哲学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系，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思辨历史主义”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则是一种“实践历史主义”。但如果非要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前辈们区别开来，则“实践”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范畴，但即使我们可以称之为所谓的实践历史主义，也只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理论界定，而不是一种本体论层面的界定。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实践哲学并采用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本身并不能称之为所谓的实践历史主义。正如阿尔都塞批判葛兰西那样，如果片面强调历史的实践性，并理所应当地将实践主体作为历史的本质，那么，将不可避免带有抽象的人道主义倾向。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发展是“人与自然的改造与被改造关系”及“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也即是说，不能由于片面地探讨实践性，探讨人对于自然的改造关系，就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各种辩证关系。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解历史与历史发展状态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历史主义?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是一种关于历史研究的全新的方法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马克思何以超越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历史主义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反对从唯心主义的视角理解历史，强调辩证唯物的历史研究方法。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将精神理念引入历史，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将历史看作绝对理念的对象化和现实化的过程，而强调物质生产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对历史进行了唯物主义的理解，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第二，马克思主张从现实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中谈论历史。众所周知，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就是为了对作为当下历史的资本主义进行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分析，将历史的探讨与作为当下历史的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实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在学理研究上的统一；从而避免以往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历史知识，又不了解“现实的历史”，只是形而上学地探讨所谓理论的情况。“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历史，只是因为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19)第三，马克思强调从物质实践与历史的内在统一中研究历史。马克思从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来探讨历史及作为未来历史的当下，并使用生产方式这一物质实践范畴来划分历史阶段及研究历史规律。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主张历史发展是“人与自然的改造与被改造关系”及“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从方法论层面讲，这与传统历史主义抽象地探讨历史及历史规律的研究范式是明显不同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之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传统历史主义，是侧重于探讨它既继承了后者的历史研究方法同时又提供了新的视域和研究范式，而非侧重于探讨它本身是不是一种历史主义，以及是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的形态。可以认为，在方法论层面，历史唯物主义表现为基于生产方式理论强调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中考察历史研究对象的一种原则和方法。总之，作为一种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唯物主义本体论”与“实践方法论”，实现了对所谓的绝对历史主义、道德历史主义、结构历史主义等各种历史主义的超越。